论坛回顾｜新百年 新征程：清华社会学百年纪念系列研讨会“健康与医疗”分论坛举行
2026年10月31日下午，“新百年 新征程：清华社会学百年纪念系列研讨会”之“健康与医疗”分论坛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109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十余位学者齐聚清华园，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健康、照护与医患关系等议题展开研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李晓谕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她表示，本次论坛正值清华社会学建系百年的重要节点，旨在传承陈达、潘光旦等前辈扎根中国社会、重视实地调查的学术传统。清华社会学很早便关注健康问题，1938年陈达先生在云南呈贡开展的人口普查即表明，健康与医疗不仅是生物学议题，也折射出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
李晓谕副教授主持论坛
[ 第一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以“照护智能体的庄子定律”为题作报告。他梳理了《二十四史》《梦溪笔谈》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机器人的记载，指出古人视机器人为僭越人间秩序之物，强调“不物于物”。结合在医院、养老院和科技公司的调研，他认为中国护理机器人的发展处于世界前列，但也存在以机器替代真情与社会连接的风险。他主张从现象学角度，将机器从熟视无睹的“掌中用”转化为批判性使用的“掌中思”，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主动性与尊严，做到“不以物挫志，不以物易性”；研究智能问题，则须“精研智能，须融哲思，付以史论”。
景军教授作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姚泽麟作题为“过程性行动中的职业建构——以上海市L医院的医务社工为例”的报告。他结合职业行动过程理论与象征边界理论，考察医务社工如何在持续的行动中建构职业边界。研究发现，医务社工进入医疗空间初期依赖医生获取信息、承担大量行政宣传工作，呈现“依附性立足”；其社会心理“诊断”常被视为非专业的剩余工作，专业性难以被识别；社工借助人情关系和情感资源介入个案，虽有助于立足，却可能削弱专业权威。他指出，在医疗占据主导的组织中，新兴职业的地位受到“技术与情感”这一既有文化分类的深刻制约。
姚泽麟教授作报告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涂炯作题为“从工地到病房：男护工的职业转型与身份协商”的报告。她关注老龄化背景下男性进入以女性为主的护工行业时所面临的职业与性别双重边界。研究将男性的进入叙事归纳为“落难者”和“还不错的工作”两类，梳理了习得“女人性格”、阳刚化策略、尊严再生产等身份协商方式，以及长期坚守型、探索发展型、同步兼顾型和阶段过渡型等职业类型。她指出，男性不仅在适应照护工作，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护工行业的性别结构，呈现出职业与性别双向影响的“性别化职业改造”。
涂炯教授作报告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准聘副教授柴向南作题为“结构如何能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行动者能动性探究”的报告。他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提出能动性是主观感知、客观资源与实践过程的统一，并从社会时间表与身体变化、资源累积与社会网络、关键历史节点等方面，分析结构对能动性的形塑以及集体能动性推动规范变迁的可能。他进一步提出“健康能动性”概念，建议未来研究关注其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表现及其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柴向南副教授作报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孙薇薇逐一回应了四场报告。她指出，人类一直在迭代中适应技术，建议将研究视角前置到技术开发者的伦理与意图；医务社工或可形成一种“专业的非专业式建构”，在道德情感领域建立独特边界；男护工研究可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并关注家属评价对职业走向的影响；能动性研究可进一步挖掘中国情境下能动性与结构互动的特色。她认为，四项研究都围绕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展开，未来有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照护理论体系。
孙薇薇教授与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焦开山结合亲人住院的切身经历，印证了机器人照护、男护工、医务社工及生命历程等议题的现实意义。他回顾历史上的技术焦虑，提出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建立“沙箱机制”，隔离情感与认知领域，保留人的自主性；指出社工专业化受阻与福利体制密切相关；并强调规模与时间的累积是微观行动改变宏观结构的必要条件，社会学研究应彰显人的能动性。
焦开山教授与谈
[ 第二场]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吕小康作题为“中国医患社会心态的群体特征与时点差异（2018—2024）——基于两轮独立横断面调查”的报告。基于两轮全国调查（有效样本30343份），他发现医患信任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著时点变化；医患情绪呈现“两极化”趋向，积极与消极情绪强度同时增长；医患双方均存在“竞争受害者”心态；在理想的医患关系上，双方都更倾向于接受“消费者与服务者”模式。他指出，社会心态具有相对独立性，需要在社会治理层面推动制度优化。
吕小康教授作报告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程诚作题为“地位优势的关系性成本——对精神健康分层机制的再考察”的报告。他聚焦社会资本的“阴暗面”，考察高地位者因被他人请托办事而承受的心理成本。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被请托越频繁，抑郁水平越高，这一关联在公共部门和管理岗位中更为明显，其背后是角色紧张与能力被高估带来的压力。他提出，传统分层理论中地位对健康的正向效应，部分被关系动员的负向效应所“遮掩”。
程诚教授作报告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常青松作题为“家务劳动、有偿工作与抑郁症状：中国已婚就业男女的全人口纵向分析”的报告。基于全国纵向追踪数据，他同时考察夫妻双方的绝对与相对家务时间，发现家务与抑郁之间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妻子在家务份额过低或过高时抑郁水平均较高，丈夫则在家务份额超过约四成后抑郁明显上升；丈夫每周有偿工作超过49小时后，额外的家务负担才会显著增加抑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非传统分工的心理代价有所减弱。
常青松教授作报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周羿作题为“关系如何塑造健康：家庭命运、社会参与与制度环境”的报告。他指出，子女成就、离婚、丧偶等家庭事件会通过改变个体的社会网络位置和社会参与影响健康。系列研究发现，子女的政治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能够改善父母的健康与健康行为；失独会减少社会融入，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有负面影响；互联网接入则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线下锻炼，二者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周羿副教授作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齐亚强以“关联的生命”（connected lives）串联几场报告。他认为“竞争受害者”心态值得深思，建议借鉴心理学的测量工具和动态视角，并关注急症与慢病等不同情境下的医患关系；肯定了“遮掩效应”的理论贡献，建议进一步考虑资源可及性的缓冲作用和宏观文化差异；在家务分工研究中，则强调区分家务类型，以及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心理平衡感。
齐亚强教授与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牛建林认为四项研究议题真实、视角多元、设计扎实，体现了学者情怀。她建议医患研究深入分析不同队列与学历群体的差异；关系成本研究注意管理者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家务分工研究区分时期效应与队列效应；家庭命运研究关注中西文化差异，以及高龄老人丧偶后的健康变化。
牛建林研究员与谈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围绕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人工智能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交流。周羿介绍了以家庭宽带接入作为外生冲击的研究设计；吕小康认为AI问诊与早期的网络健康咨询相似，可能加剧医生对专业权威受损的担忧，给医患信任带来新的挑战。
自由讨论现场
本次分论坛从照护智能体、医疗职业、生命历程，到医患心态、关系成本、家务分工与家庭命运，多角度呈现了健康与医疗社会学的前沿研究，也展现了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对话与互补。
论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