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做客社科大讲堂 剖析二十世纪初的四类迁徙者形象

10月31日下午在六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杜月做客社科大讲堂，以“从‘边缘人’到‘始迁祖’：二十世纪初的四类迁徙者形象”为题，为线上和线下200余名师生剖析四类典型迁徙者形象和迁徙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社会适应及人格形成，以及阐释空间和人格概念。

主讲人杜月

讲座伊始，杜月提出“当我们研究城市时，我们在研究什么”之问，指出在中国和美国的城市社会学发展源头，城市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性和人格问题。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中，“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当一个人进入城市的时候，他的人格（Personality）和秉性（Temperament）发生了什么变化；费孝通和吴景超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争论核心在于何种社区可以作为人格发展的基础。杜月进一步通过引用齐美尔、Gaston Bachelard等人观点，讲解空间和人格的关系，这也是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杜月还讲解了“边缘人”的人格，指出城市化与迁移使得人的人格结构中有两重空间，“边缘人”身处两种文化、两个社会的边缘，两者永远都不能完全彼此融合，边缘人的机遇在于既获得了个体解放，还变得开明，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困境。

杜月指出，二十世纪初中西方社会学文本既生动还原迁徙者的具体生活样态，又体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学家对于迁徙和人格关系的不同理解，并对其中四种典型迁徙者形象进行阐释。芝加哥舞女最能体现芝加哥学派“边缘人”的人格特征，她们从离家出走到游走于不同种族的社会世界，与社会适应的结果是不断“逃离与漂泊”（Move on）。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芝加哥工作的中国洗衣工，他们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却保持来自故土的习惯，以应对都市生活的挑战，安于洗衣工的职业，而不尝试新行业，他们与新环境适应的结果是始终保持“安于此”（Stay with it）的状态。

第三类迁徙者是工厂女工，她们经历了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过渡，既拥抱更普遍和自由的理念，又对具体的社区生活和家庭生活有无法割断的情感和责任，承载了早期社会学者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格理想。第四类迁徙者是以闯关东的农户为代表的“始迁祖”，他们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中抽身而退，坚守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标准，另寻乐土以培养身心健康的后代。这种退守的态度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以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伦理标准来做出人生选择和社会空间安排，体现了中国文明底色下人性中非常积极的部分。

最后，杜月建议同学们用更加丰富的情感态度面对生活中具体的社会空间，培养自己对遥远空间的眷恋和对另外一种伦理空间的想象。

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杜月回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关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空间和人格之间的互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