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社会学师生学术沙龙第四期圆满结束

2023年4月20日中午，清华社会学师生学术沙龙第四期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109会议室举行。清华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进行了题为“宋代儒家的文治复兴与华南社会的文化下沉”的精彩讲座，并与社会学系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本次沙龙由社会学系副教授赵一璋主持，社会学系系主任王天夫教授、刘精明教授线下参与。同时，本次活动通过B站进行了线上直播，反响热烈。

张小军老师结合上世纪90年代在福建关于华南宗族的田野研究，从阳村两座佛教寺院如何转变为宗族祠堂的历史过程入手，介绍了华南在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宗族文化创造，并提出了本次讲座希望大家思考的三个主要问题：

（1）明清华南为何会有大规模基层社会的宗族文化创造？（2）何为宋代的“文治复兴”，它与华南社会有什么联系？（3）为什么说华南明清的儒家文化下沉伴随着国家进入基层社会？

张小军老师首先从明清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文化创造展开论述。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先后在闽粤的宗族研究中，指出了华南基层社会在明代中期前后有一个宗族的文化创造过程，这一“宗族”“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制度，也不是所有中国人的社会共有的制度……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

在人类学中，里程碑的中国宗族研究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弗里德曼（M. Freedman）系统地将结构功能分析用于闽越宗族研究，开创了华琛（J. Watson）称之为宗族范例(lineage-paradigm)的研究。他注重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脉络中考察宗族，特别注重宗族与国家的关系，认为闽粤宗族发生于国家的边陲地区。张老师批评了弗里德曼的“边陲说”，认为“边陲说”忽略了福建是宋代新儒家及其理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对中国社会后来发展影响甚大。正因为南宋国家政权南移，福建成为理学中心，才使得明清在这一地区的基层社会宗族化成为可能。因此，当地宗族发达，不是因为地处“边陲”，而恰恰是因为地处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为解释明清华南基层社会的宗族文化创造这一看似有些突兀的现象，张小军老师向前追溯到宋代，在邓小南、余英时、包弼德等宋史学者深厚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他们关于儒家士大夫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天下用文治”之说，以及关于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之论，尝试提出了“文治复兴”的概念，即11-13世纪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在这场“文治复兴”中，士大夫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先是在思想意识上，进而在制度层面，开始了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社会礼法变革实践。早年毕业于清华的宋史学者刘子健曾称北宋为“结束了千古以来的贵族社会，创建了士大夫领导的新秩序，气象万千”。

张小军老师进一步结合宋史学者的研究，从宋初的古文运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义庄义族制度的建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以及南宋朱熹的新儒家几个阶段，介绍了文治复兴带来的士大夫与国家的紧密结合的帝士共治制度。认为“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江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和国家化，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刘子健曾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变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如何理解上述说法以及文治复兴以来华南明清时期的宗族创造和民间信仰的国家化？

这或可以从两次重要的国家与儒家文化下沉来探讨：第一次是文治复兴中儒家“修齐治平”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下沉，特别是从国家礼仪的庶民化和庶民礼仪的国家化以及谱牒的“由官而私”来理解。本系的老先生潘光旦曾总结宋以来谱学之特点“一曰谱学由官而私，由公开而隐秘。……二曰谱学之实用意义尽失，……宋以后所存效用，惟‘敬宗收族’比较抽象之一端而已”。实际上，宋代私家谱的发展正是“天下用文治”的一个部分。第二次文化下沉体现在明清华南宗族创造中的造族谱。潘光旦也曾批评这一用宗法代替谱法的做法：“请治谱者毋以宗法治谱”。然而，他没有看到这是一个万民通过宗族创造、一起纳入国家大系谱的文化过程。此乃文治复兴的一大文化壮举，其对中国社会后来的走向影响深远。

最后，张老师希望同学们思考“文治复兴”是否可与时间上相隔不远的欧洲“文艺复兴”作比？尤其联系到多年来的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之争，人们总想寻找两者“大分流”的历史渊源。张老师希望通过比较，能够进一步促进对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文化逻辑之理解。